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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黄的使用和炮制在临床使用过程中的历史演变情况（第1页）

麻黄作为中医临床常用的发汗解表药，其使用与炮制的历史演变贯穿了中医药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从早期的经验积累到后世的规范化、精细化，体现了对其药性、功效及临床适配性的不断深化认识。以下从使用历史与炮制演变两方面梳理其核心脉络：

一、临床使用的历史演变

1。

先秦至两汉：奠基期——明确核心功效，确立基础应用

麻黄的药用记载最早可追溯至《神农本草经》（成书于汉代），书中载其“主中风，伤寒头痛，温疟。发表出汗，去邪热气，止咳逆上气，除寒热，破症坚积聚”，初步确立了其“发汗解表、止咳逆”的核心功效，这一时期是麻黄临床应用的奠基阶段。

东汉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首次将麻黄广泛用于临床方剂，其创制的麻黄汤（治太阳伤寒表实证）、麻杏石甘汤（治肺热咳喘）、麻黄附子细辛汤（治少阴病兼表证）等，奠定了麻黄“发汗解表、宣肺平喘、温经散寒”的临床应用框架。此时对麻黄的使用已体现“辨证施药”思想：用于外感风寒无汗者（表实证），强调“发汗解表”；用于咳喘者，侧重“宣肺平喘”；用于水肿者，体现“利水消肿”（如越婢汤治风水水肿）。

这一时期对麻黄的使用相对直接，尚未形成复杂炮制，但已注意到“去节”（如《伤寒杂病论》中麻黄多注明“去节”），推测当时认为节的药性峻烈或无益，需去除以缓和药性。

2。

魏晋南北朝：炮制萌芽——初步探索“减毒增效”

魏晋至南北朝时期，中医药理论逐渐系统化，药物炮制开始从“净制”向“炮炙”过渡。这一时期的代表着作《肘后备急方》《本草经集注》对麻黄的使用与炮制有了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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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制规范：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明确提出“麻黄皆先煮之，去上沫，沫令人烦”，首次记载了麻黄的“先煎去沫”法——通过煎煮去除浮沫（后世认为浮沫含刺激性成分，可能引发心烦、失眠等），这是早期减毒思想的体现。同时，继承了“去节”传统，强调“节止汗，故去之”（认为麻黄节与茎功效相反，节能止汗，故需去除以保证发汗解表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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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应用扩展：除风寒表证外，开始用于治疗“咳逆上气”“水肿”等，如《肘后备急方》用麻黄配杏仁治咳嗽，体现了“宣肺平喘”功效的深化。

3。

隋唐至宋：炮制规范化——蜜炙法出现，适配性增强

隋唐至宋代，中医药炮制技术趋于规范，官方药典（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出现推动了麻黄炮制方法的标准化，其临床应用也更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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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制方法突破：宋代是麻黄炮制的关键发展期，首次出现“蜜炙麻黄”的记载。《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明确“麻黄：去根节，蜜炒”，通过蜂蜜炒制（蜜炙）缓和麻黄的辛温峻烈之性，减少发汗之力，同时借助蜂蜜的甘润之性增强其“润肺平喘”功效，使麻黄从“专于发汗”扩展到“兼顾平喘而不伤津”，适用于体虚咳喘者（如老人、小儿或汗出后咳喘）。此外，仍保留“去节”“先煎去沫”等传统，形成“去节→净制→蜜炙”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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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应用分化：根据病症轻重与患者体质选择生用或炙用——生麻黄用于风寒表实无汗、重症咳喘（如《伤寒论》思路的继承）；蜜炙麻黄用于表证轻或咳喘兼虚者（如《小儿药证直诀》用蜜炙麻黄治小儿咳喘，避免发汗太过）。

4。

金元时期：理论深化——炮制与“药性理论”结合

金元四大家的学术争鸣推动了对药物性能的深入探讨，麻黄的使用与炮制开始与“归经”“升降浮沉”等理论结合，强调“因证施治”“因质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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