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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4章 公孙渊（第1页）

公孙渊的崛起，并非白手起家，而是依托于祖父公孙度、父亲公孙康两代人在辽东打下的坚实基础。

东汉末年，中原动荡，朝廷对边疆的控制力大幅减弱，公孙度趁势而起，于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年）被董卓任命为辽东太守。

到任后，公孙度展现出强硬的治政手段，先是以严刑峻法清除辽东本地的豪强势力，巩固自身权力，随后又主动向外扩张，东伐高句丽，西击乌桓，南取辽东半岛，甚至跨海收服胶东半岛东部的东莱诸县，将辽东郡的势力范围大幅拓展，成为事实上割据辽东的“土皇帝”。

为彰显自身地位，公孙度效仿帝王制度，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并追封先祖，设立百官，辽东政权的雏形自此形成。

公孙度死后，其子公孙康继位，继续延续父亲的政策，一方面对内稳定统治，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对外保持军事威慑，多次击败高句丽的入侵，进一步巩固了公孙氏在辽东的权威。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大破乌桓与袁绍残余势力，公孙康审时度势，主动将前来投奔的袁绍之子袁尚、袁熙斩首，将首级送往曹操营中，以此向曹魏示好，换取了曹魏对其割据地位的默认。

此后，公孙氏与曹魏保持着表面上的臣服关系，曹魏承认公孙康为“辽东太守、襄平侯”，公孙氏则名义上向曹魏纳贡，实则仍保持着完全的自主权力，辽东成为曹魏势力范围外的“自治之地”。

公孙康去世时，其子公孙晃、公孙渊尚且年幼，无法执掌大权，众臣遂推举公孙康之弟公孙恭继位。

公孙恭性格懦弱，且身体有疾，难以威慑部下，辽东政权内部逐渐出现权力松动的迹象。

此时，公孙渊已长大成人，他胸怀大志，不甘屈居于叔父之下，暗中积蓄力量，结交心腹。

魏文帝黄初七年（226年），公孙渊趁公孙恭病重之机，发动政变，废黜公孙恭，自立为辽东太守，正式接过了公孙氏割据辽东的接力棒。

继位之初，公孙渊面临着内外双重压力。

对内，他需要巩固权力，清除公孙恭留下的旧部势力，确立自己的统治权威；对外，他既要应对曹魏的态度——曹魏是否承认他的继位合法性，又要防备高句丽、乌桓等周边部族的威胁。

为稳住局面，公孙渊延续了父辈“表面臣服曹魏”的策略，主动派遣使者前往洛阳，向魏明帝曹叡献上贡品，表达臣服之意。

魏明帝虽对公孙渊的“自立”之举心存不满，但考虑到辽东地处偏远，强行征讨成本过高，最终还是顺水推舟，任命公孙渊为“扬烈将军、辽东太守”，承认了他的统治地位。

至此，公孙渊初步稳固了在辽东的权力，开始筹划更进一步的“霸业”。

在稳固了内部统治后，公孙渊并不满足于仅仅做曹魏册封的“辽东太守”。

他深知，辽东地处曹魏与东吴两大势力的边缘，向北是鲜卑、乌桓等游牧部族，向东是高句丽，地理位置特殊，若能巧妙利用各大势力之间的矛盾，或许能为自己争取到更高的地位，甚至摆脱曹魏的控制，成为真正独立的“辽东王”。

此时的三国局势已相对稳定，曹魏占据中原，国力最强，东吴占据江南，与曹魏长期对峙，蜀汉则偏居西南，国力较弱。

公孙渊清楚，仅凭辽东的实力，无法与曹魏正面抗衡，因此，他将目光投向了东吴，试图通过“联吴抗魏”的策略，为自己增加与曹魏博弈的筹码。

魏明帝太和六年（232年），公孙渊派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为使者，携带大量辽东特产（如貂皮、骏马等），从海路出发，前往东吴的都城建业（今江苏南京），面见吴大帝孙权，表达了“称臣纳贡”的意愿。

对于孙权而言，公孙渊的归附无疑是一大惊喜——自赤壁之战后，东吴长期与曹魏在淮南、荆州等地对峙，若能与辽东建立联盟，便可从北方牵制曹魏，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极大缓解自身的军事压力。

因此，孙权对公孙渊的使者极为礼遇，不仅厚赏使者，还决定派遣大规模使团前往辽东，册封公孙渊。

同年冬，孙权任命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为正副使者，率领万余人的使团，携带金宝珍货、九锡之礼（古代帝王赏赐诸侯的最高规格礼物），乘船前往辽东，正式册封公孙渊为“燕王”，并授予其都督幽州、青州诸军事的权力。

孙权此举，无疑是将公孙渊抬到了与曹魏诸侯平等的地位，意在彻底拉拢公孙渊，构建“吴辽联盟”。

然而，孙权的过度热情，却让公孙渊陷入了犹豫。

当东吴使团抵达辽东后，公孙渊看着规模庞大的使团和丰厚的赏赐，心中既喜又惧。

喜的是，东吴的支持让他有了与曹魏抗衡的底气；惧的是，如此高调的“联吴”之举，必然会彻底激怒曹魏，而辽东与东吴远隔大海，一旦曹魏出兵征讨，东吴很难及时提供援助，届时辽东将面临灭顶之灾。

此外，公孙渊还怀疑东吴使团的真实目的——万余人的使团中，是否暗藏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