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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3章 刘焉（第1页）

在东汉末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乱世，历史聚光灯多聚焦于曹操、刘备、孙权等三分天下的枭雄，而刘焉这位汉室宗亲，以敏锐的时局洞察力和果断的政治手腕，率先开启“宗室割据”先河，其“废史立牧”提议重塑东汉地方行政格局，为三国时代埋下伏笔。

他的一生，是充满野心、谋略与遗憾的史诗，试图在乱世开辟“帝王之路”，却最终在命运捉弄与现实冲击下身败名裂。

探寻其人生轨迹，能让我们看见被忽视的“乱世先行者”，窥见东汉末年权力更迭的复杂逻辑与人性挣扎。

刘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为西汉鲁恭王刘余后裔。

虽与东汉皇室血缘疏远，但“汉室宗亲”身份在东汉仍是重要政治资本。

东汉自光武帝刘秀建立后，对宗室采取“恩养”政策：给予爵位与经济优待，却限制其参与中央政务，多数宗室沦为“闲散贵族”。

刘焉所处的汉桓帝、汉灵帝时期，朝政腐败不堪。

外戚梁冀独揽大权近二十年，毒杀质帝、搜刮民财；灵帝时“十常侍”操纵皇帝、卖官鬻爵，朝堂乌烟瘴气。

地方上土地兼并严重，豪强横行，流民激增，社会矛盾尖锐。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刘焉不甘沦为闲散宗室，凭借能力与野心，踏入波谲云诡的政治舞台。

刘焉仕途起步于“中郎”，虽为低级郎官，却能接触中央政务，因沉稳干练、处理事务条理清晰，获朝中重臣赏识。

后升任洛阳县令，在都城这一各方势力角逐的焦点地，他以“严法”惩豪强子弟，以“宽惠”待民众，积累良好口碑，锻炼出成熟的政治手腕。

此后，刘焉历任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等职，政治视野不断拓展：任冀州刺史时，推行“清查田亩”打击豪强，增加财政收入，深刻认识到世家大族的地方影响力；任南阳太守期间，遇旱灾时兴修水利、减免赋税、开仓放粮，稳定局势，明白“得民心”是乱世立足根本；担任宗正、太常等中央虚职时，目睹“十常侍”乱政、大臣明哲保身、宗室在朝堂“失语”的乱象，彻底认清东汉王朝衰败本质。

年近五十的刘焉深知，留在京城恐成政治斗争牺牲品，开始暗中谋划“避祸求存”且能实现抱负的道路。

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东汉统治摇摇欲坠。

黄巾起义余部活跃，凉州边章、韩遂叛乱，交址太守士燮割据，地方刺史、太守因缺乏实权，无力稳定局势。

此时，刘焉提出“废史立牧”建议，称刺史、太守多通过贿赂任职，剥削百姓致叛乱频发，主张选宗室重臣任“州牧”，赋予一州军政大权以镇地方。

表面看，此建议为挽救王朝统治，实则暗藏刘焉私心。

东汉时州为监察区域，刺史无实权，而州牧集军、政、财权于一身，近乎“一方诸侯”。

刘焉欲借“宗室重臣”身份谋得州牧之位，远离中央纷争，在地方建立势力。

汉灵帝因对地方失控恐慌，又厌烦外戚、宦官倾轧，很快批准建议，任命刘焉为益州牧，黄琬为豫州牧，刘虞为幽州牧。

刘焉最初目标是交址郡（今越南北部），因其偏远易避祸。

但侍中董扶（益州人，精通谶纬之学）私下告知他“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

汉代“天子气”被视为帝王征兆，这句话点燃刘焉野心，他立即请求改任益州牧。

恰逢益州刺史郤俭横征暴敛引发民怨，朝廷急需能人稳定局势，刘焉的请求顺利获批。

中平五年（188年），刘焉携家人、亲信及少量随从前往益州，路途艰险。

进入荆州时，遭黄巾余部袭击，幸得荆州刺史王睿（后被孙坚所杀）旧交派兵救援，才得以脱险。

此次遇险让他意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在荆州短暂停留时，暗中招募数百流民组建私人武装。

抵达益州边境，又遇益州内部叛乱。

刺史郤俭通过贿赂宦官任职，大肆搜刮，民不聊生。

中平五年（188年），蜀郡人马相、赵祗以“黄巾”为号在绵竹起义，聚众数千人，攻占绵竹、雒县，杀死郤俭并自称“天子”，控制益州核心区域。刘焉陷入“进不能入，退无可退”的困境。

此时，益州本地豪强贾龙伸出援手。

贾龙出身犍为郡大族，拥私兵数千人，起义爆发后率部击败起义军偏师，收复城池。

得知刘焉被困，他亲率军队迎接，愿支持其平叛。

刘焉在江州（今重庆）暂驻，与贾龙商议平叛策略，随后以益州牧名义发布檄文，号召各地豪强、官员讨逆，承诺“平叛后论功行赏”。各地豪强响应，联军很快击败起义军，马相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