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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6章 公开信（第1页）

玛丽写那封信的时候，窗外阳光正好。

她坐在彭伯里那间客卧的书桌前，面前铺着几张信纸，羽毛笔蘸了墨水，悬在纸面上方。

她没有立刻落笔，只是望着窗外那片被阳光照亮的草坪，想了一会儿。

那些报纸上的话还在脑子里转——“女性没有理性思维”“女人只配写浪漫爱情小说”“那些书肯定是班纳特先生写的”。

她想起威尔逊小姐走的那天，站在台阶上，脊背挺得笔直，说那些话伤不到她。

她想起沃斯通克拉夫特那本书，被人骂“穿着衬裙的鬣狗”，死后一百年还在被人诋毁。她想起那些女工，那些产妇，那些被甜酒害死的婴儿。

她低下头，开始写。

致所有的读者：

近期有不少人对我的性别问题十分关注。我本想做个默默无闻的厨子，给大家上一些好菜。既然因缘际会大家关注到这一点，那我只能诚实地回应大家——

的确，我是一名女性作家。

我为什么要这么不讨好地去写女侦探故事？我为什么不像那些批评者质疑者那样写一写乡村爱情？在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位家庭教师。她打扮得古板，为人严肃，从不与人多说一句话。

她只是安安静静地教我们读书写字，可仅仅因为她是一个不结婚的家庭教师，就被人传闲话，不得不放弃这份工作。

她走的那天，我站在台阶上冲她鞠躬。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手按在我肩膀上。那只手是温热的。

后来我从书里读到更多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相。

我知道女性没有人身自由，婚后没有财产权，即便被家暴虐待，法院也做不了什么。

我读到那些法律条文，那些白纸黑字的、堂而皇之的、把女人当附属品的规矩，我读到那些男人写的书——他们说女人没有理性，说女人只配做家务，说女人生来就是男人的附庸。

他们从不教导女性相应的知识，却说女性整日枯燥乏味。多么可笑，多么可悲。

后来我又读到《为女权辩护》。是的，就是那本被很多人讳言的书，那个被骂作“女疯子”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她真的疯了吗？还是这个社会疯了？

我无法接受，在19世纪，女性还被这样贬低。

我决定写侦探小说来证明一些什么。那时候，墨水滴在我的手指，我不小心按在纸上，留下了一个指纹。

那个印子给了我灵感——那些纹路，独一无二的，就像每一个人，每一颗心，每一种思想。我开始写第一册故事。

随后获得的成功，是我没想到的。我也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

化学品的安全性未曾经过检测就大规模滥用，有毒上瘾的药水肆意贩卖，医院的医生做手术竟然有人不注意卫生情况，工厂矿场的工人在恶劣的环境里工作。

我想，具备科学素养的人们很容易从数据对比中发现问题，提出假设，大胆论证，找出解决办法。但是可惜，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更多的人只是不在乎。

我想让这个社会进步一点点，多一点人文关怀，在人们追逐金钱利润的时候，可以慢一点点，等一等那些被落下的人。

另外，对于那些说我抄袭或者污蔑我的人，我想说：我写的那些内容本来就在社会中存在，只是之前无人在意。

我获得这么大的成功，请问——我抄的是哪个不成器的侦探小说家，才能抄出这样的成绩？如果在学校考试时你一无所知，去抄别人的答案，难道能抄的比那人更强？

要说的就这么多。希望这些文字，可以解答读者的疑惑。

玛丽·班纳特

她写完最后一个字，放下羽毛笔，把那几张信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窗外阳光正好，落在那些字上，把墨迹照得发亮。

她把信折好，站起来，走出房间。

达西在走廊里，像是知道她要来，站在那里等着。

“达西先生，帮我寄到《泰晤士报》。”玛丽把信递给他。

达西接过来，看着那个信封，没有问里面写了什么。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