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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圣君治世（第1页）

这封信自然是朱高燧亲笔所写。

大致内容是说“平江卫将领私设赌坊的事朕已经知道了，不日会有巡按御史下去，涉案军民一律会被直接押解进京受审，你既然替朕巡幸中江平原，一定要与当地官员好好配合，做好军民的安抚工作，尽量趁着天黑的时候把涉案军民带走，这样才不会引起当地军民的恐慌。另外，务必传达朕的治国理念，要让安置地的百姓们休养生息，地方官府不要瞎折腾百姓，必要的路桥水渠务必一次修好，不可反复折腾。”

“圣君治世！”

程之达脑海中忽然冒出了一个让他振奋不已的念头。

他越想越觉得朱高燧治国风格，与儒家传统观念里的圣君如出一辙。

“圣君治世”是一个源自华夏古代政治哲学与历史评价的概念，它由两个核心部分组成，即“圣君”和“治世”。

简单来说，它指的是由具备极高道德与智慧的君主通过正确的治理手段，所开创和维持的国家强盛、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状态。

在儒家传统中，圣君不仅是权力的拥有者，更是道德的化身。

他们必须具备“内圣外王”的品质，即内在有修养极高如仁德、智慧、勤政、廉洁的品德，外在能将这种德行转化为治理国家的功业。

比如《管子》中认为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公而不任私”，老子则推崇圣君“处无为之事”，让百姓感觉不到统治者的刻意干预，却能自然安居。

圣君治世强调“为政以德”和“无为而治”。

这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指君主不妄为、不折腾，顺应天道与民心。

朱高燧说过“乱世用重典的话”，甚至还说过“这是效法太祖皇帝”，但在他实际治国过程中，往往更强调依靠道德教化和礼乐制度来引导乡村市井的社会风气，而不是单纯依赖严刑峻法。

他对待违法的华夏军民，基本上都是从轻发落，只是对穷凶极恶者或土着才会“重拳出击”。

朱高燧勤政爱民，选贤举能，君臣之间相知相助，目前圣明的官吏考核严格，官场上的腐败极少，毕竟官员们靠俸禄过的就很体面，而圣明的民间商人根本不成气候，有实力的商人全是圣明的官商。

与此同时，朱高燧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轻徭薄赋，鼓励农业生产。

放眼目前的圣明全国，来到圣洲超过一年的百姓，每户手中都有存粮，而且官府库府充盈。

由于圣明不存在土地矛盾，同村寨内的偷盗现象几乎绝迹，刑罚往往被闲置，百姓们对圣明朝廷心悦诚服，社会风俗淳朴。

换言之，这时的圣明，在行政体系成熟的地方，早就已经现出了孟子所说的“升平世”景象！

孟子眼中的“升平世”，即小康社会，核心是百姓拥有“恒产”并接受“恒教”。

具体而言，每户拥有“五亩之宅”和“百亩之田”，宅院种桑养畜，田地勤耕不辍，确保五十岁能穿丝绸，七十岁能吃上肉，全家不饥不寒。

在此物质基础上，国家推行“庠序之教”，向百姓反复申明孝悌之义，使社会形成尊老爱幼、和睦有序的道德风尚。

最终，整个社会达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安居乐业的富足与和谐状态。

程之达眼中的圣明直隶三府治下的百姓，就是这样一个“升平世”的生活状态。

虽然直隶三府治下的百姓每户只有三十亩到五十亩不等的地，但加上数亩菜地，以及农闲时朝廷雇人修路、修水渠、修城等都给工钱，所以百姓们的日子过的都很好，家家都盖上了灰砖瓦房。

那里的孩子们也都有蒙学堂读书，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也可以考入县中学堂继续读书，成绩优秀者甚至会考入位于京师的工科书院，毕业就是举人身份。

“程卿，害虫注定会被消灭。”

朱瞻堂从程之达手中接过密信，将信重新放回袖袋，然后点到为止地说道：“北江省的百姓，孤就交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