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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瓷瓶药韵记 宋肆补骨传上卷（第2页）

周德章接过丸药，半信半疑地走了。过了十天，他又来药铺，穿着新做的青衫，精神饱满：“李掌柜，您的药太神了！我现在腰痛好了，耳鸣也轻了，看书能坐一个时辰，字也写得稳了！”他从袖中掏出篇文章：“这是我刚写的策论，您看，比之前好多了！”

李松年接过文章，字里行间透着劲，笑着说：“这不是我的药神，是对症的药神。民间用药，讲究‘看人气、辨病症’，不是死方子。”这时，街对面“仁心堂”的伙计跑过来，手里拿着个纸包：“李掌柜，我们掌柜让我来问问，您这加枸杞子的补骨脂丸，能不能也给我们些方子？最近好多客人都来问，说‘惠民堂’的丸药能治耳鸣。”

李松年摇摇头：“方子可以说，但陶模不能借——丸药的药量、炮制的火候，都在模子里藏着，说了方子，没了模子，药效也不一样。”伙计叹了口气，只好回去了。阿福在一旁说：“掌柜的，您这是何苦？借出去模子，还能赚些钱。”李松年摸了摸陶模：“做药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治病。模子定了药效，才定了人心，要是药效乱了，赚再多钱也没用。”

夜里，李松年在账本上记下周德章的病案：“周生，二十二岁，肾精亏虚兼肾阳虚，腰痛、耳鸣，补骨脂丸加枸杞子，十日见效。”他看着账本上密密麻麻的病案，从老木匠的腰痛，到王货郎的畏寒，再到周生的耳鸣，忽然明白：这陶模做的不只是丸药，更是宋代市井里的“健康准星”，让百姓能吃到对症、匀实的药。

上卷三蜀地瓷瓶传青娥仁安堂远续药缘

初秋，李松年收到一封家书，是远在成都的表弟陈敬之写的。陈敬之在成都平原的锦官城开了家“仁安堂”药铺，最近从瓷窑订了批药瓶，瓶身上刻着“青娥丸”三个字，想请李松年寄些补骨脂丸的方子，也做青娥丸卖。

“青娥丸？”李松年拿着信，对阿福说，“那是用补骨脂、杜仲、胡桃仁做的，比补骨脂丸多了杜仲，强腰脊的劲儿更足，适合蜀地潮湿，腰痛的人多。”他赶紧写了回信，详细说了炮制方法：补骨脂用黄酒泡三天，炒至微黄；杜仲用姜汁炒，去涩味；胡桃仁去皮捣泥，加蜂蜜调和，做成丸药，装进瓷瓶——瓷瓶防潮，比纸包适合蜀地的气候。

过了一个月，陈敬之的回信到了，还附了个小小的瓷瓶，瓶身上“青娥丸”三个字刻得娟秀，瓶底还有个“蜀窑”的印记。信里说，“仁安堂”的青娥丸卖得极好，尤其是来往的商旅，都爱买几瓶带在身上，治路上的腰痛、关节痛。

信里还写了个病案：锦官城有个张商人，常年走茶马古道，最近从云南回来，腰痛得不能骑马，夜里还发冷，连翻身都难。陈敬之给了他青娥丸，还让他用青娥丸的药渣煮水熏腰——把吃剩的丸药渣放进锅里，加水煮半个时辰，用布蘸着水熏腰，熏到发热为止。

“张商人用了五天，就能扶着马走；用了十天，居然能骑马去青城山了！”信里还说，张商人临走时，买了十瓶青娥丸，说要给茶马古道上的同行带些，“他说‘仁安堂’的瓷瓶丸药，防潮又方便，比纸包的经用，路上不怕雨。”

李松年拿着瓷瓶，摸了摸光滑的瓶壁，忽然想起马行街的陶模：开封干燥，陶模做的丸药用纸包就行；蜀地潮湿，瓷瓶更适合，这就是“因地制宜”的经营智慧。他让阿福把瓷瓶放在柜台里，对来买补骨脂丸的客人说：“这是蜀地的青娥丸，比我家的丸药多了杜仲，腰脊痛的人吃了更管用，要是有亲戚在蜀地，我可以帮着寄。”

有个老主顾是个官员，要去成都任职，听说后买了五瓶：“李掌柜，我早就听说蜀地潮湿，腰痛的人多，带些青娥丸去，既能自己吃，也能给下属分些。”李松年笑着说：“您放心，这瓷瓶是蜀窑的好瓷，摔不碎，路上也不怕潮。”

这天晚上，李松年坐在灯下，把瓷瓶和陶模放在一起——一个是蜀地的瓷，一个是开封的陶；一个装青娥丸，一个做补骨脂丸；却都用了补骨脂，都治腰痛。他忽然觉得：宋代的药肆，就像一张网，把开封的陶模、蜀地的瓷瓶、补骨脂的药效，都连在了一起，让民间的智慧，在市井间传得更远。

上卷四文献初录民间方宋肆药韵待传承

入秋之后，开封府传来消息，朝廷要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向各地药铺征集有效的民间方子。马行街的药铺都动了起来，“寿春堂”的刘掌柜还特意来“惠民堂”，想和李松年一起报方子。

“松年啊，咱们马行街的药铺，就您家的补骨脂丸最有名，”刘掌柜说，“咱们一起把方子报上去，要是能收录进《和剂局方》，咱们马行街的药铺，往后就更有名了！”李松年点点头：“我也正有这个想法，不过我还想把蜀地的青娥丸方子也报上去——那是我表弟的方子，用了补骨脂、杜仲、胡桃仁，治腰脊痛更管用。”

他翻出账本，把这些年的病案都整理出来：老木匠的肾阳虚腰痛、王货郎的畏寒、周生的耳鸣、张商人的寒湿痹痛，还有之前治过的妇人产后腰痛——当时在补骨脂丸里加了红枣和生姜，红枣补血，生姜暖脾胃，妇人吃了十天，就能下床做饭了。

“这些病案都是民间的实践，比空泛的方子管用，”李松年对刘掌柜说，“朝廷编医书，要的是能治病的真方子，不是好看的文字。咱们把病案和方子一起报上去，才能让更多人相信。”刘掌柜点点头：“还是你想得周到，我这就回去整理病案，明天咱们一起去府衙报。”

第二天，李松年带着陶模、账本，刘掌柜带着自家的丸药，一起去了开封府。负责征集方子的官员是个老儒，懂些医理，看了李松年的病案，又摸了摸陶模：“你这陶模做的丸药，药量匀实，病案也详细，比别家的方子更实在。这补骨脂丸、青娥丸，都是民间常用的好药，值得收录。”

老儒还问了陶模的来历，李松年说：“这模子是祖父传的，用了三十年，定了药量，才定了药效。民间做药，讲究‘手稳、量准、对症’，这模子就是‘量准’的根。”老儒点点头：“民间的智慧，就藏在这些细节里。朝廷编医书，就是要把这些智慧收集起来，传下去。”

从府衙回来，马行街的药铺都知道了“惠民堂”的方子要被收录进《和剂局方》，不少掌柜都来请教。李松年也不藏私，把炮制方法、病案都拿出来分享，只是说：“丸药的药量要准，你们要是没有陶模，可以找窑匠做，刻上‘补骨脂丸’和药量，这样药效才稳。”

傍晚，李松年坐在药铺里，看着陶模和蜀地的瓷瓶，忽然觉得：这宋代的药肆，就像一座桥，一边连着民间的实践（陶模、瓷瓶、病案），一边连着文献的记载（《和剂局方》）。而他，就是桥上的人，把民间的智慧，一点点传到文献里，让更多人受益。窗外的夕阳洒在陶模和瓷瓶上，药香混着夕阳的暖意，像在为这宋代市井的药韵，添了几分绵长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