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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理念产生的历史背景（第2页）

2。

儒家：“性天合一”与“尽心知天”

儒家从伦理角度切入，将“天”视为道德本源，“人”的本性（“性”）源于“天”，因此“天人合一”的核心是“性天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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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提出“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认为“天命”是不可违背的道德法则，人需通过“克己复礼”践行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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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进一步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认为人通过扩充本心（善性），即可通晓天性，最终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天”的道德属性与“人”的善性本质是同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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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则明确“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将“天”（天命）、“人”（本性）、“道”（修养）串联为一体，主张通过“致中和”实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人的道德实践可与天地运行相协调。

儒家将“天人合一”转化为道德修养的终极目标，使“合一”成为个体与宇宙在价值层面的贯通。

3。

阴阳家：“天人感应”与宇宙秩序的整体性

阴阳家以邹衍为代表，提出“阴阳五行”学说，将自然现象（日月、寒暑、五行）与人事（朝代更替、吉凶祸福）纳入统一的宇宙模型：“阴阳消息，五行转移，四时更替”是天的秩序，而“政教刑赏”需与之对应（如春夏行德政、秋冬用刑罚）。这种“天人感应”虽带有神秘色彩，却强化了“天”与“人”是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的认知，为“天人合一”提供了宇宙结构论的支撑。

四、总结：“天人合一”产生的历史逻辑

“天人合一”的理念，本质上是中国早期社会农耕文明的生存需求（依赖自然规律）、王权统治的合法性论证（天命与德行结合）、哲学思维的理性升华（从神权到规律、从外在到内在）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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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畏天”（原始崇拜）到“配天”（周代德治），再到“同天”（诸子哲学），“天”的内涵从人格神演变为自然规律与道德本源，“人”的角色从被动服从者升级为主动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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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在春秋战国的思想碰撞中，不同学派对“天人关系”的解读（道家的宇宙论、儒家的伦理学、阴阳家的结构论）相互融合，形成了“天与人在本质、规律、价值上不可分割”的核心命题，奠定了中国传统生态观、价值观的基石。

这一理念的产生，既是对中国早期社会现实的回应，也是古人对宇宙秩序与生命意义的独特思考，深刻影响了后世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