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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7章 蔡夫人（第2页）

刘琦在江夏期间，与刘备麾下的关羽水师形成犄角之势，实际上已成为反对本土派的军事力量。

蔡夫人在此过程中展现的政治手腕，并非妇人之仁，而是精准的利益计算——她通过联姻（刘琮娶了蔡瑁之女）强化内部团结，通过拉拢蒯越等重臣巩固权力，最终成功让刘琮成为刘表的继承人。

这种操作，与同时期袁绍死后审配支持袁尚、曹操晚年曹丕曹植之争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因为主角是女性，才被赋予了更多道德批判色彩。

事实上，在汉末群雄割据的背景下，继承权之争往往伴随着血腥的内斗（如袁谭、袁尚兄弟相残），而蔡夫人主导的嗣位更替，虽有权力博弈，却未引发大规模内战，这恰恰体现了她的政治智慧——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权力过渡，确保荆州的稳定。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大军南下，荆州的命运走到了十字路口。

此时刘表病逝，刘琮继位，蔡夫人作为太后，成为决策的核心人物之一。

最终选择“举州降曹”，这一决定让蔡夫人背负了“卖国求荣”的骂名，但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却有着复杂的考量与深层的逻辑。

首先，降曹是本土豪族的集体意志。

据《三国志·刘表传》注引《傅子》记载，蒯越、韩嵩等重臣曾向刘琮进言：“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

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御国家，其势弗当也；以刘备而敌曹公，又弗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锋，必亡之道也。”

这段话道出了本土势力的真实想法——与其抵抗曹操导致荆州残破，不如归附中央政权，换取家族利益的保全。

对于世代居住在襄阳的豪族而言，“兴复汉室”或“割据一方”都不如保住田宅、宗族重要，蔡夫人作为本土势力的代表，自然会支持这一选择。

其次，蔡氏与曹操的旧识关系也是重要因素。

如前所述，蔡瑁早年便与曹操相识，这种私人关系让他们相信降曹后能得到善待。

事实上，曹操占领荆州后，确实对蒯越、蔡瑁等本土豪强加以重用，封蒯越等十五人为列侯，蔡瑁也被任命为从事中郎，继续保持家族地位。

曹操甚至亲自到蔡瑁家中拜访，《襄阳耆旧记》记载“太祖过襄阳，访瑁宅，入其私室，呼见其妻子”，这种礼遇绝非寻常降将所能享受，从侧面印证了蔡氏与曹操的深厚渊源。

再者，当时的军事形势也决定了抵抗的不现实性。

曹操大军号称百万（实际约二十万），而荆州能调动的兵力不足十万，且分布在江夏（刘琦）、江陵（文聘）、襄阳（蔡瑁）等地，难以形成合力。

更重要的是，刘备集团虽然驻扎在樊城，但兵力仅有万余人，且与本土势力矛盾重重，根本无法承担抗曹主力的角色。

蔡夫人与荆州重臣们清醒地认识到，抵抗的结果必然是玉石俱焚，而降曹则能保全荆州百姓与家族利益，这种选择虽不“忠义”，却符合现实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蔡夫人的降曹决策，与刘备集团的“宁死不降”形成鲜明对比，但这并非道德高低之分，而是不同立场的必然结果。

刘备是外来军阀，唯有抗争才能生存；而蔡氏作为本土豪族，首要目标是守护世代经营的家园与利益。

在冷兵器时代，城池的抵抗往往意味着屠城的风险（如曹操攻徐州时的屠城行为），从保全荆州百姓的角度看，蔡夫人的选择或许有其现实合理性。

此外，降曹也符合当时的“天命”观念。东汉末年虽战乱频繁，但“汉家正统”的观念仍深入人心，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代表的是中央政权，而归附中央在名义上是“顺天应人”的行为。

傅巽曾对刘琮说：“曹公，国之丞相也，其势不可逆；刘豫州，奔亡之虏耳，安能抗大难乎？”

这种观点在当时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蔡夫人选择降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顺应了这种政治伦理。

蔡夫人在历史上的形象，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污名化的过程。

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对她的记载较为客观，仅称“表爱少子琮，欲以为后，而蔡瑁、张允为之支党，乃出长子琦为江夏太守”，并未直接指责其恶行，甚至未提及其名，仅以“蔡氏”称之，体现了史书的中性立场。

到了裴松之注引的《典略》《世语》等文献中，开始出现“蔡氏遂谮琦于表”的说法，增添了“谮害”的情节。

这些记载虽仍基于史实，但已加入了更多主观评价，将嗣位之争的责任更多归咎于蔡夫人。

这种变化与魏晋时期的史学观念有关——当时的史学家虽重视实录，但也开始强调“女祸”对政权的影响，将女性干政视为不祥之兆。

而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更是将蔡夫人塑造成一个完全负面的形象。

第34回写她“闻琦语，遂恶之”，第39回写她与蔡瑁设计谋害刘备（“蔡夫人隔屏听密语”），第40回写她力主降曹，最终在曹操撤军时被王威斩杀。

这些情节多为虚构，尤其是“被斩杀”的结局，与史实不符——据《三国志》记载，蔡夫人与刘琮降曹后，被迁往青州，此后再无记载，应是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