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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4章 司马炎（第1页）

司马炎，字安世，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曹魏权臣司马懿之孙、司马昭长子，西晋王朝的开国皇帝，公元265年至290年在位，谥号武皇帝，庙号世祖。

他一生历经曹魏末年的权力更迭，亲手终结三国乱世、建立西晋，开创“太康之治”的短暂盛世，却也因晚年决策失当，为西晋的速亡埋下深重隐患，其功过是非，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且极具争议的一笔。

司马炎的崛起，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站在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三代人苦心经营的权力基石之上。

自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诛杀曹爽、掌控曹魏军政大权开始，司马氏便已成为曹魏政权实际的掌控者——司马懿隐忍多年，以“老谋深算”奠定家族基业；司马师废魏帝曹芳、立曹髦，进一步巩固司马氏权威，甚至不惜平定毋丘俭、文钦之乱，震慑朝堂；司马昭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灭蜀汉、擒刘禅，将曹魏疆域拓展至西南，权势达到顶峰，虽未敢公然篡魏，却已为后代称帝铺平了道路。

司马炎生于曹魏青龙四年（236年），自幼便在司马氏的权势氛围中成长，深受家族政治理念的熏陶。

他聪慧过人，且深谙权谋之道，既继承了祖父辈的隐忍与果决，又有着不同于父辈的圆融与气度。

司马昭起初更偏爱次子司马攸，认为司马攸“才望出武帝之右”，一度想将权力传给司马攸，但在何曾、裴秀等重臣的劝谏下——他们以“立嫡以长”的传统礼法为据，认为司马炎“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司马昭最终改变主意，立司马炎为世子。

曹魏咸熙二年（265年），司马昭病逝，司马炎承袭父亲的晋王爵位与相国之职，全面掌控曹魏军政大权。

此时的曹魏政权，早已名存实亡，魏元帝曹奂不过是司马炎手中的傀儡，朝堂上下皆是司马氏的亲信，“禅让”的剧本已悄然酝酿。

司马炎深知“天命所归”的舆论重要性，他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先通过封赏功臣、安抚宗室、减免赋税等手段，赢得朝野上下的支持，同时暗中布局，清除可能阻碍自己称帝的势力。

同年十二月，在司马炎的精心安排下，魏元帝曹奂被迫颁布禅位诏书，将皇位“让”给司马炎。

司马炎假意推辞三次后，最终在洛阳南郊举行登基大典，改国号为“晋”，定都洛阳，改元“泰始”，史称“西晋”。

至此，曹魏政权正式终结，司马炎成为西晋的开国皇帝，年仅29岁。

登基之后，司马炎并未对曹奂赶尽杀绝，而是封其为陈留王，允许他保留天子仪仗、使用曹魏历法，这一举措既彰显了司马炎的“仁厚”，也为后世王朝处理前朝君主提供了范本。

司马炎登基之初，天下尚未完全统一——南方仍有东吴政权割据一方，与西晋形成南北对峙之势。

东吴自孙权建立以来，历经数代君主，虽在后期因孙皓的残暴统治而国力衰退，但仍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在长江天险的庇护下，西晋想要一举灭吴，并非易事。因此，司马炎制定了“先安内后攘外”的策略，先致力于整顿内政、恢复生产，为灭吴大业积蓄力量。

在政治上，司马炎吸取曹魏因“宗室衰弱”而被司马氏篡权的教训，恢复了分封制，将司马氏宗室子弟分封到各地为王，给予他们兵权、财权与行政权，希望通过宗室的力量拱卫中央。

同时，他也注重拉拢世家大族，延续了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并对世家大族多加优待，以此巩固统治基础。

不过，司马炎也并非一味纵容，他曾多次下诏整顿吏治，严惩贪腐官员，例如泰始四年（268年），他颁布《泰始律》，简化法律条文、减轻刑罚，既规范了官员行为，也缓和了社会矛盾；他还重视人才选拔，多次下令各州郡举荐贤能之士，打破世家大族对官场的垄断，为寒门子弟提供了一定的晋升通道。

在经济上，司马炎深知经过三国长期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荒芜。

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首先，推行“占田制”与“课田制”，规定男子每人可占田70亩，女子30亩，同时要求农民按规定耕种土地、缴纳赋税，这一制度既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权益，也确保了国家的赋税收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其次，减免赋税徭役，多次下诏免除受灾地区的赋税，减轻百姓负担，例如泰始二年（266年），司马炎下令“罢农官为郡县，劝课农桑”，鼓励百姓开垦荒地；

此外，他还重视水利建设，下令修复因战乱受损的灌溉工程，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经过十余年的休养生息，西晋的国力大幅提升，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为灭吴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时的东吴，在吴末帝孙皓的统治下，早已腐朽不堪——孙皓残暴嗜杀，不仅滥杀宗室大臣，还对百姓横征暴敛，导致东吴朝堂上下人心惶惶，百姓怨声载道，军事力量也日益衰退。

司马炎见灭吴时机成熟，于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下令兵分六路，以贾充为大都督，率领二十余万大军，从不同方向进攻东吴。

西晋大军一路势如破竹，东吴军队因长期疏于战备、人心涣散，根本无力抵抗。

太康元年（280年）三月，西晋大将王濬率领水军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直抵东吴都城建业（今江苏南京），吴末帝孙皓被迫投降，东吴灭亡。

至此，自东汉末年以来长达近百年的三国乱世正式终结，中国重新实现了统一。

统一全国后，司马炎继续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西晋的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史书记载，太康年间（280年-289年），“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百姓生活富足，人口数量从西晋初年的约246万户，增长到太康年间的377万户，粮食产量大幅提升，甚至出现了“仓廪盈溢，百姓殷富”的景象，这一时期被后世称为“太康之治”，也是西晋历史上最为繁荣稳定的时期。

然而，“太康之治”的盛世景象并未持续太久，随着天下统一、国力强盛，司马炎逐渐变得骄奢淫逸、怠于政事，尤其是在晚年，他的一系列错误决策，为西晋的速亡埋下了深重的隐患。

首先是生活上的极度奢靡。统一东吴后，司马炎将孙皓宫中的数千名宫女纳入自己的后宫，使得后宫宫女数量一度达到近万人。

为了挑选宫女，他甚至下令禁止天下女子婚嫁，直到挑选结束后才允许百姓成婚；在后宫中，司马炎终日沉迷酒色，为了方便在众多宫女中挑选宠幸之人，他甚至发明了“羊车望幸”的方法——乘坐羊车在后宫中随意行走，羊车停在哪个宫女的住处，便在哪个宫女处留宿。

上行下效，司马炎的奢靡之风很快蔓延至整个朝堂，世家大族纷纷效仿，竞相攀比奢华，例如石崇与王恺的“斗富”故事，便是当时社会奢靡之风的真实写照。

世家大族为了追求奢华生活，不惜对百姓横征暴敛，导致社会矛盾逐渐激化。

其次是政治上的懈怠与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