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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4章 夏侯霸（第3页）

真正让夏侯霸融入蜀汉的，是延熙十八年（255年）的洮西之战。

这一年，曹魏发生内乱，司马师病逝，姜维趁机率大军北伐。

夏侯霸主动请命担任前锋，他太熟悉雍凉的地形了——哪里有埋伏，哪里适合伏击，甚至连曹魏军队的作息规律，都刻在他的脑子里。

当大军行至洮水河畔，他敏锐地发现，曹魏雍州刺史王经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将主力屯驻在平坦的洮西平原，却忽视了背后的董亭山。

“当年我父亲在定军山，就是因分兵守险而遭突袭。”

夏侯霸指着地图对姜维说，“今日，我要让王经重蹈覆辙。”

他亲率五千轻骑，连夜绕到董亭山，借着月光砍断山上的树木，堆成鹿砦。

次日清晨，当王经率军来攻时，只见满山都是“夏侯”旗号，喊杀声中，滚木礌石如暴雨般落下——这一仗，蜀军斩杀魏军数万人，洮水为之断流，是蜀汉自诸葛亮北伐以来最辉煌的胜利。

当捷报传到成都，刘禅特意派人送来御酒，酒坛上刻着八个字：“国舅破敌，雪恨有期。”

那一刻，夏侯霸望着手中的酒盏，忽然意识到：自己不再是那个只为报父仇的复仇者，而是真正成为了蜀汉的“车骑将军”。

他开始主动研究蜀军的战术，将曹魏的屯田制改良后推荐给姜维，甚至在闲暇时，教刘禅的儿子们练习北方的骑射——那个曾经视蜀汉为仇敌的人，终究在岁月的冲刷下，与这片土地产生了难以割舍的联结。

景耀五年（262年），夏侯霸已是七十四岁的老人。

这一年，姜维第九次北伐失败，蜀汉国力日衰，朝堂上“降魏”之声渐起。

某夜，他独自坐在“思汉井”旁，望着水中倒映的月亮，忽然想起长安的老宅——那里的槐树，应该又开花了吧？

这些年，他偶尔会收到曹魏旧部的密信，得知表弟夏侯玄早已被司马懿诛杀，侄子夏侯庄娶了司马懿的侄女，夏侯家族早已在曹魏朝堂失去了立足之地。

“或许，我才是夏侯家最后的‘叛逆’。”他苦笑着摸了摸腰间的蜀制佩刀，这把刀陪他征战了蜀汉的十三年，刀鞘上的蜀绣，早已磨得发白。

景耀六年（263年），钟会、邓艾伐蜀的消息传来时，夏侯霸正在沓中养病。

他强撑着病体去见姜维，说出了人生最后一个预言：“钟会此人性情诡谲，虽为曹魏将领，却暗藏不臣之心，若入蜀地，必生大乱。”

可惜，此时的蜀汉君臣早已乱作一团，无人在意这位老将的忠告。

当邓艾偷渡阴平、兵临成都时，夏侯霸望着城南的方向，忽然想起当年自己穿越阴平道的情景——同样的天险，不同的是，当年他是逃亡者，如今，他是守护者。

他终究没能等到蜀汉的结局。

据《华阳国志》记载，夏侯霸病逝于成都，时年七十五岁。

临终前，他让人将自己的佩刀葬在定军山脚下，离父亲夏侯渊的墓冢不远不近的位置——仿佛这样，便能在另一个世界，向父亲解释这充满矛盾的一生：他曾为曹魏而战，也曾为蜀汉而战；他报了父仇，却也背叛了家族；他在异乡找到了归宿，却也永远成了故乡的过客。

夏侯霸的一生，如同三国乱世的一个缩影：他是将门之后，却背负着杀父之仇；他是曹魏叛将，却成了蜀汉重臣；他是复仇者，却最终在异乡找到了和解。

史书对他的记载并不算多，《三国志》中仅有寥寥数笔，裴松之注引《魏略》补述了他的逃亡经历，而他在蜀汉的十三年，更是散落在《姜维传》《后主传》的只言片语中。

但正是这种“不完整”，让他的形象更加立体——他不是脸谱化的“忠臣”或“叛徒”，而是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普通人，在忠孝、恩怨、生死之间，艰难地寻找着自己的坐标。

如今，当我们翻开泛黄的史册，透过字里行间，仍能看见那个在秦岭雪地里踉跄前行的身影，听见洮西战场上的金戈铁马，感受到成都老宅里那杯冷透的蜀酒。夏侯霸的故事，或许比任何传奇都更真实：在乱世中，没有人能真正掌控命运，唯有那些在挣扎中依然保有本心的人，才能在历史的褶皱里，留下属于自己的温度。

他是夏侯霸，一个用一生诠释“矛盾”的人，一个在魏蜀两极之间，走出第三条道路的失败者，却也是最真实的“人”。

当三国的烽烟散尽，他的名字或许会被淡忘，但那些关于背叛与忠诚、仇恨与和解、异乡与故乡的思考，却永远留在了历史的长河里，等待后人去打捞，去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