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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3章 曹彰（第3页）

正史中，曹彰于黄初四年（223年）“疾薨于邸”，年仅三十五岁。

其死因蹊跷，葬礼却极尽哀荣：曹丕赐谥号“威”，取“猛以刚果”之意，命画师绘制《任城王破虏图》悬于武库，又命曹植作《诔文》：“幼有令质，光耀圭璋。孝殊闵氏，义达伯阳……”

字里行间，既有对逝者的追念，亦有对皇权斗争的隐晦控诉。

卞太后在曹彰灵前哭至呕血，质问曹丕：“彰儿身强体健，何以突然病亡？”

曹丕免冠顿首：“儿臣亦痛失手足，已命人彻查太医署。”

然调查无果，最终以“偶感寒疾”结案。史载曹彰下葬时，卞太后亲自为其梳理黄须，发现发间尚有未褪的白雪——那是北征乌桓时渗入的边塞风霜，至死未消。

曹彰死后，其长子曹楷袭爵，然任城国屡被削封，至曹魏末年已只剩数百户。

正始十年（249年）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家族掌控朝政，曹氏宗亲多遭屠戮，曹楷虽得免死，却再无先祖荣光。

曹彰的虎头湛金枪，亦被收入许昌武库，渐渐锈蚀在王朝兴衰的尘埃中。

陈寿在《三国志》中为曹彰立传，篇幅虽短，却浓墨重彩：“任城武艺壮猛，有将领之姿。”

（《三国志·魏书》）裴松之注引《魏略》，补充其“好搏猛虎，能挽强弓”的细节，使武将形象跃然纸上。

然南朝史学家裴子野在《宋略》中却称其“有勇无谋，终致夭亡”，认为他的悲剧源于不懂政治权谋。

这种评价分歧，恰反映了中国传统对“武人”的复杂心态：既推崇其保家卫国的功绩，又警惕其威胁皇权的可能。

曹彰的一生，正是这种矛盾的缩影——他以武将身份赢得生前荣耀，却因宗室身份陷入政治漩涡，最终成为帝王权术的牺牲品。

在民间叙事中，曹彰的形象被进一步神化。

元杂剧《黄须儿大破乌桓国》中，他被塑造成“手持丈二点钢枪，坐下追风白玉骓”的神将，甚至能“呼风唤雨，役使鬼神”。

《三国演义》虽未为其单独立传，却在第七十二回借曹操之口赞其“黄须儿竟大奇也”，并虚构了他在阳平关助曹操退刘备的情节。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此类演绎“虽悖史实，却合民心”——百姓需要的不是权谋算计的宗室王爷，而是纯粹的铁血英雄。

曹彰的“黄须”形象，遂与关羽的“美髯”、张飞的“环眼”一样，成为三国武将的标志性符号。

当代史学界对曹彰的研究，更注重其军事价值与时代局限。

学者周一良在《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指出，曹彰的北征乌桓，实质是曹魏政权“胡汉融合”政策的军事体现，其采用的“步骑协同”战术，为后世隋唐骑兵作战提供了范本。

而其政治上的幼稚，则折射出曹魏“重武轻文”的宗室教育弊端——曹操刻意培养诸子的军事才能，却忽视了政治权谋的传授，最终导致曹彰、曹植等人在权力斗争中惨败。

这种悲剧，不仅是个人的命运转折，更是乱世中“纯粹武人”的必然结局。

在门阀士族崛起、文人政治萌芽的三国时代，曹彰的存在犹如一柄双刃剑：既能为王朝开疆拓土，又让帝王寝食难安。

他的死亡，或许正是魏晋南北朝“武人政治”向“文人政治”过渡的历史注脚。

公元223年，任城王曹彰的灵柩缓缓驶入封地。

送葬队伍经过洛阳东门时，一位老卒突然冲出人群，跪在灵车前哭祭：“将军记否？桑干河之战，某被虎豹骑踏断左臂，是您亲自为某裹伤？”

一阵凄惨的哭声突然响起，犹如一道惊雷划破了寂静的夜空，惊起了一群寒鸦。这些寒鸦被哭声惊扰，纷纷拍打着翅膀，盘旋在黄须猛将的棺椁上方，发出阵阵哀鸣。

这位黄须猛将，曾经是何等的威风凛凛！他那浓密的黄须，如同雄狮的鬃毛一般，令人望而生畏。他的勇猛和果敢，让胡骑们闻风丧胆，不敢轻易进犯中原。

然而，如今这位猛将却静静地躺在棺椁之中，他那未尽的抱负，如同寒鸦的哀鸣一般，在空中回荡。他的离去，对于中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棺椁缓缓地被放入墓穴之中，黄土渐渐地掩盖了它。这位猛将的一生，就这样被埋葬在了中原的土地里，与他的抱负一同长眠。

千年之后，当我们翻开《三国志》，仍能透过泛黄的书页，看见那个在雪夜中横槊驰奔的黄须儿——他的盔甲上凝结着边塞的霜雪，眼中闪烁着纯粹的战意。

他或许不是合格的政治家，却是乱世中最真实的武人：以血荐轩辕，以骨筑山河，用一生诠释着“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铁血誓言。这种精神，超越了三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