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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5部分（第3页）

可现实却很让人失望。

在广州，由于英国商人长期与中国进行贸易，英国人在广州人心中留下的印象还算是不错的。

一方面，基于自由贸易的传统，英国人会经常雇佣一些本地人装卸货物，也会在广州城进行各种消费，英国人概不赊欠，且给的费用也比较高，比经常打白条的清政府要好太多了；另一方面，英国在战争的一开始就公开宣布这次战争是针对清朝皇帝的，而林则徐等人为了粉饰太平也将这次战争美化，说英国人是因为在广州做生意受了委屈，所以国王派人来打官司。

这么一来，广州人民就觉得，哦，这事跟我们没关系。

在战争结束之后，林则徐曾经对广州人的“冷漠”非常生气，可他却忘了他自己对这个现象的出现也该负全面的责任。

好了，战争结束了，该赔款了。

最终赔款是2100万银元，其中1200万军费，300万鸦片钱，300万欠款。

想一想这是什么概念，清政府肆意销毁的鸦片烟和欠款居然达到了一次战争军费的一半！是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直到此时，清政府才如梦初醒，下令十三行的商人立即归还英商的欠款。

如果说鸦片战争是源于清政府与外部世界的信息沟通不畅，那么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与西方国家间的关系就更值得玩味。

我们首先要承认西方国家跟清政府签订所谓不平等条约的手段是不平等的，但是从内容上来说，却是完全平等的。

有人说，那租界总该是不平等的了吧？

至少在清末的上海，租界可不是外国人自己用武力占领的，而是清政府的官员求着外国人来租的。

这是因为外国人的消费力高，在租界之外的各项消费可以有效地提升财政收入，还有就是租界的治安比较好，环境也相对整洁，可以省掉当地官员不少的力气。

事实上，至少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西方列强们给中国提供的环境还是相对和平的，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利用好这五十年的时间，完全可以一跃而起。

但现实却是，清政府从来没有认识到这其中的价值，虽然有洋务运动，但大量的精力还是放在了内耗之上。一如上面有人指出的那样，鸦片战争之后的许多战争的起因都是清政府罔顾条约的内容，不遵守相关的协定，结果招致战火。

对于这种行为，也只能用一个“无力”来解释了。

绝不是说所有的清廷统治者都愚昧无知，肯定有一部分人是清醒的，最关键是清醒的，反而不如愚昧的，越清醒就会越痛苦。

租界这种事情，不只是中国有，日本也是有的。

在1858年，日本开放了长崎、横滨、神户、新、函馆五处口岸，后来也开放了东京和大阪。但由于明治维新，日本迅速西化，到1899年，西方国家就将所有的租界还给了日本。

反观中国，直到1999年才收回最后一块租界，这一百年的差距令人深思。

如果能想明白这件事情，应该也就清楚为什么西方国家要“侵略”清朝，而日本人却会立下“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纪念碑”的纪念碑了。

《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除非万不得已，否则是绝对不会轻易发动战争的，更何况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在西方国家的眼中还是一个巨无霸的存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自认为会有绝对战胜中国的实力。

鸦片战争是中英两国几十年贸易积累下来的恶果，实际上是一个前现代国家跟一个工业国家之间的矛盾。

就如林则徐处理问题的方式一样，这种基于不同制度的对贸易的理解，即使不在1840年引发战争，也必将在之后的几年内爆发。

清末上海租界内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众所周知，西方国家在租界内获得的一项最重要的权力就是治外法权，这一权力历来被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以及主流观点视为国家屈辱的象徵。

但有趣的事实是，在旧上海的租界中，治外法权却成为老百姓眼里的救命稻草。

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官员审案还是奉行电视屏幕上那一套，告状人跪下申诉，县老爷当堂问案，给出判决。

其中的冤假错案之多，司法**之深，想必略懂些中国现状的人都会明白。

但是当时的租界内却已经开始了近代法治的实践，租界内的居民告状，采取的是立案、侦探探案、律师起诉、当庭质证以及陪审团判决这一系列的流程，虽然或许也会有不公，但相比起中国法律来说其进步之大是不言而喻的至少普通老百姓可以堂堂正正的展在法庭上对法官诉说自己的冤屈，而不必跪着。

如果你是普通老百姓，你做生意被人坑了，你会选择去哪儿告状呢？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这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那就是租界内的居民自然可以去租界内的法庭告状，租界外的居民就很难享受这一待遇了。

解决的办法也总还是有的，第一，可以让外国人代为报案和起诉，支付一定的费用；其二，尽量把租界内